市场经济地位一个被放大的问题1

鉴于中国产品在国外频频遭受反倾销之痛，并连续多年雄踞遭受反倾销调查的榜首，与此相关联的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在近一段时间也已成为经济和外交领域的热门话题。不过这场讨论似乎越来越偏离了应有的轨道，变成了一场争取“名分”的征战，无论是在某些媒体还是在某些政府官员的口中，承认市场经济地位似乎成了外国肯定中国经济改革成就的标竿，在与外国政府展开的各种层次的外交会谈中，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也往往喧宾夺主地成为重要的外交话题。在15年的“入世”之后，中国又俨然面临一场“入市”的艰苦战役。 对此，笔者以为，非市场经济地位固然给中国企业在应诉反倾销中面临更加困难的处境，但就整个国家而言，这个问题并不值得如此的关注。 一、不要泛化市场经济地位问题 所谓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是一个局限于反倾销领域的操作性的法律问题，不是一个价值观念之争，更不是一个谁是市场经济正统之争。 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来自于对GATT／WTO反倾销规则的一个衍生理解。在GATT1947附件I中对GATT第6条第1款第2段作了一个注释和补充说明：“各方认识到，在进口产品来自贸易被完全或实质上完全垄断的国家，且所有国内价格均由国家确定的情况下，在确定第1款中的价格可比性时可能存在特殊困难，在此种情况下，进口缔约方可能认为有必要考虑与此类国家的国内价格进行严格比较不一定适当的可能性。”可见，在该条款中根本没有出现“市场经济”一词，也没有明确说此类国家就是非市场经济国家。非市场经济国家只是后来被推定出来的。据此，美国、欧共体、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早期的反倾销使用大国在自己的反倾销法规中加入了相关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条款，规定对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在实施反倾销调查时，可以不采用该国的国内市场价格数据，而采取计算价格方法或替代国价格方法，其直接的后果或目的是提高反倾销认定或反倾销幅度的可能性。但长期以来这一条款并没有多少用武之地，只是在中国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国际市场之后，终于得到了展现自己的机会。它的存在使美、欧、加、澳等在对中国产品实施反倾销时，无需辛苦地进行大范围的实地调查，便可以认定中国产品存在很高的倾销幅度，并且反倾销措施往往是针对整个国家的一类产品，而不是个别企业。这使得反倾销措施的使用效率大大提高。 在中国申请复关和入世的谈判过程中，在反倾销法规中已经存在市场经济地位条款的成员的要求下，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第15条在GATT第六条及其注释的基础上(实际上更多地是来自美国等成员的国内反倾销法规)，进一步明确了在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中，在中国入世后15年内，可以有条件地认定中国的非市场经济身份，如果该成员的反倾销法规在中国入世之前已经存在相应的条款。据此，印度等原本没有非市场经济地位条款的成员也“突击”立法，在反倾销法规中增加了相关条款。但目前也并非所有成员的反倾销法规都有非市场经济地位条款，目前有相关条款的成员包括巴西、埃及、欧盟、印度、以色列、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秘鲁、新加坡、南非、泰国、土耳其、美国。 但除此之外，无论是WTO规则还是中国入世法律文件，都没有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提出任何要求或疑问。除反倾销之外，中国既不需要别人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国家，同时即使被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也不会有任何意义。WTO并不要求市场经济国家这一身份。因此，所谓市场经济地位仅限于在其它成员对中国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的范围内。将这一问题扩大到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就是否获得承认、中国是否需要“入市”，都是没有必要的。建立完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自己设定的政治目标，并不需要获得其它国家的承认。 而且，现在关于什么是市场经济的讨论已经被延伸和放大到了一个理论范畴，即到底什么样的国家才是市场经济国家。但在经济学理论中，从来就没有一个明确的市场经济标准，自由主义认为市场经济应该是完全自由竞争，而凯恩斯主义相信市场经济同样不能缺少政府干预。而在现实中，各个市场经济国家都是一种折衷的做法，即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但同时都有不同程度的政府干预。因此，市场经济只是一个方向问题，而不是一个度量的问题。现在所讨论的市场经济地位仅限于在各国反倾销法规中的一个纯粹法律意义上的界定。从反倾销调查机构的操作需要出发，市场经济地位标准设计得越高，同时灵活性越大，那就更“有利于”他们的工作。基于反倾销本身对经济学逻辑的违背，去讨论反倾销法律中的市场经济地位标准是否合乎经济学逻辑完全是浪费时间。从美国、欧盟和加拿大在反倾销调查中对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来看，其标准也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因为，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标准完全是一个国内立法程序，无需遵循一个公认的准则或原理，也不需要经济学家的理论支持。 二、要对反倾销的贸易保护性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反倾销是GATT／WTO所认可的一种限制进口竞争的措施。但得到法律认可的事情未必就是合理的事情，无论从经济学的逻辑还是反倾销的实践来看，反倾销的贸易保护性质是毋庸置疑的，其目的就是利用国家机器抵挡外部竞争，保护部分国内产业的利益。因此，问题的根本在于反倾销合理不合理、公平不公平，而不是市场经济地位标准。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上做得再好，它仍然是错误的。反倾销之所以依然存在并且合法，只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贸易政策在多边贸易自由化中的体现。 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起，随着关税水平的降低以及发达国家经济形势的恶化，反倾销迅速成为一种重要的贸易保护手段，并被美国、欧共体、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频繁使用。在 WTO成立后，许多原先没有反倾销法律的发展中国家，也纷纷效仿，根据WTO的《反倾销协议》制定本国的反倾销法规，并且频频发起反倾销调查，其中最积极的足印度、南非、土耳其和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印度已经超过美国成为WTO中运用反倾销最多的成员。而这样做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在乌拉圭回合中作出了大幅度减让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承诺，对本国产业的保护显著削弱，必须寻找一种可以替代的贸易保护工具。此外，反倾销的使用和各国经济发展状况有密切的关系。一般而言，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时，对反倾销的使用需求就会上升，如2001年是十年来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低的一年(2.6%)，而该年的反倾销调查数则是有记载以来最多的一年( 62起)，而随后的几年，由于各国经济复苏形势良好，反倾销调查数量也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与其它贸易保护措施相比，反倾销是一种既合法又操作简便的首选方式，WTO的多个年度报告都指出，反倾销的滥用已经威胁到乌拉圭回合关税和非关税措施减让所获得的市场准入成果。 因此，无论有没有非市场经济地位条款，反倾销都是一种贸易保护色彩浓厚的进口限制措施，增加了非市场经济地位条款，只是更加便捷了反倾销调查机关的工作，只具有边际性的影响，而不是决定了反倾销的性质。（来源：中国机电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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