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预见安禄山谋反的竟是李白

最早预见安禄山谋反的竟是李白

其实唐朝的“安史之乱”爆发前，就已经有过三位高官向唐玄宗说过安禄山可能会谋反。据《旧唐书》记载，张九龄就曾经因为讨厌安禄山的“狡黠”，所以告他“面有逆相”且有“狼子野心”王忠嗣也曾因为李林甫对自己“日求其过”，于是告他的亲密同伙安禄山日后“必反”而杨国忠因为担心安禄山与自己争夺相位，因此多次向皇帝面前说其悖逆之状”。但其实这三个人，都只不过因为安禄山与自己的利益发生了冲突，所以捏造了个莫须有的罪名，实际上他们并没有任何安禄山谋反的证据。但是，有一个人却早早的就看出了安禄山的谋反心理。这个人就是“诗仙”李白。

在古代，把“谋反”的帽子强扣在别人头上，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政治斗争手段。在个人喜恶、个人利益、个人权欲面前，无论是风度翩翩的张九龄，异常奸诈的李林甫，还是粗鲁霸道的杨国忠，都把颇受皇帝宠爱的安禄山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都欲除之而后快。因为没有真凭实据，所以他们的说法均属主观臆断和恶意诬陷。

其实，最早预见安禄山谋反的人是李白。天宝十一年(752)十月，李白在游历途中去了一趟范阳，即幽州，也就是安禄山的大本营，亲眼目睹了安禄山的嚣张气焰，客观地预见了安禄山谋反的必然性。离开幽州后

，李白写了一首诗，题为《幽州胡马客歌》，诗中的“胡马客”暗指安禄山，“绿眼虎皮冠，笑拂两只箭”写出了安禄山的飞扬跋扈，“疲兵良可叹，何时天狼灭”则道出了自己的忧国之思。

李白之所以有这种敏锐觉察和正确判断，笔者认为有以下原因：其一，李白经过两次官场上的失败，政治警惕性有了进一步提高;其二，李白被“赐金还山”后身处局外，更容易清醒地认识问题;其三，李白与安禄山都具有胡人血统，更容易洞悉同族人的心思。流放夜郎遇赦后，李白在《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一诗中也回忆了当年他在幽州的所见所闻。“戈”和“鋋”均为古代兵器，李白用一句“戈鋋若罗星”，犀利地揭露了安禄山跃跃欲试的狼子野心。

对于如此重要的军事情报，李白既没有上报朝廷，也没有密奏皇帝。应该说，李白有难言之隐。当时，安禄山正红得发紫，昏聩的唐玄宗对他百般信任和恩宠，连御史大夫和当朝宰相都扳不倒他，李白一个被谗逐的文人，所说的话又有多少分量呢?再者，王忠嗣、杨国忠因为说过安禄山的坏话，一个被贬职，一个遭白眼，如果换了李白，恐怕只有被砍头的份了。所以，一句“心知不得语”，反映出了李白当年心存畏惧、有话难诉的矛盾和尴尬。

把话放在心里面，把预见写在作品中，是李白对自身的无能为力，最后无可奈何的一种选择。此后，李白继续他的游山玩水，继续他的求仙访道，甚至想用“栖蓬瀛”的方式来避世。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后，剑法高超的李白不但没有投军报国，反而选择了和其他普通百姓一样仓皇南奔，甚至认为“乐毅倘再生，于今亦奔亡”。国难当头，李白的这种退缩逃避的做法，既反映了李白在政治上的消极和绝望，也反衬出了在盛唐表象下的黑暗和腐朽。所以即使李白早早看出了安禄山的谋反之心，但却只以消极的态度去对待，对于唐朝后来的发展，终究还是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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