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地位一个被放大的问题

　　但是，政府的行为同样必须考虑投入和产出的关系，必须考虑到可能性、成本和代价。非市场经济地位从中国入世谈判一开始就已经确定，中国在谈判中并没有对此提出强烈的非议。对于中国产品反倾销适用非市场经济地位条款，是中国15年复关／入世谈判的结果，是在谈判过程中谈判对手一直坚持要求，而中国也认可的。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1995年9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中明确指出：“今后15年(1996?2010年)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我们将在这一时期内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 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也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仍处于完善中。尽管现在国内有许多学者以及政府官员认为中国已经是市场经济国家，但那不过是一种理论研究的结论或者是自我主张，国家和党中央的正式文件中从来没有宣布过中国已经建立了完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然其它国家也就更没有理由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了。 而且，虽然我们可以说非市场经济地位条款是不公平的、歧视性的，但它是有坚实的国际法基础的，在中国入世法律文件中有明确的条款，而这是WTO规则的一个组成部分。除非WTO同意取消这一条款，但这又必须得到所有成员的协商一致。另一方面，反倾销的市场经济地位认定是由成员的国内立法决定的，WTO在这方面给予各成员很大的自主权。因此，中国根本没有任何法理基础要求其它国家在反倾销中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特别是在涉及到成员国内立法时，相关的政治压力和法律程序都相当复杂。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实践表明，凡是涉及到成员国内立法的案件，都很难解决，比如欧盟香蕉案、美国《海外销售公司法》案、美国《伯德修正案》、美国《1916年反倾销法》案等，由于牵涉到成员国内立法程序，尽管成员政府表示要遵守WTO的裁决，但实施起来却相当困难。何况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根本连争端解决都无法提交。 目前虽然有一些国家在中国政府的外交努力下，已经承认了中国在反倾销中的市场经济地位(且不说中国为此付出的“代价”），包括东盟10国、新西兰、巴西、阿根廷、南非、巴基斯坦、圭亚那、亚美尼亚、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贝宁、多哥等20多个国家。但其中许多国家对中国基本没有实施过反倾销，甚至其反倾销法规中根本就没有非市场经济地位条款。还需要指出的是，他们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绝不意味着他们就不会再使用反倾销或者其它的贸易保护措施。真正频繁使用反倾销的美国、欧盟、印度、土耳其等都没有作出这一承诺，而其中美国和欧盟市场对于中国出口贸易的重要性是无法替代的。当然，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可能会对这些国家有所触动，但由于上述的原因，实际效果如何并不容乐观。因为反倾销目前仍是美欧等发达国家习惯使用的贸易限制措施，在WTO的新回合谈判中，它们也坚决反对修改广受抨击的饭倾销协议。 此外，尽管反倾销常常见诸报端，并常常被认为是中国企业出口面临的最大贸易障碍，但目前对于反倾销给中国出口贸易和经济发展整体究竟造成了多大的消极影响，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当然，对此确实缺乏一个有说服力的指标加以衡量，但从反倾销数量与出口贸易基本保持同步增长的情况来看，反倾销并没有过分恶化的迹象，远没有造成一种全局性的影响，更不要说反倾销中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对于这样一个局部性的问题付出过大的代价是否值得，需要有关部门进一步地斟酌。 因此，对于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不能单凭一腔热情，不惜一切代价，想要在一朝一夕之间把它完全解决。对中国来说，踏踏实实地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认真地改革和调整政府管理经济运行的方式，使企业能够在一个公平、合理的市场环境下经营，比急切地去获得所谓的国际承认要更有意义。而至于如何应对反倾销的问题，企业自身的努力，包括事前管理上的规范化、事中积极、有效地应诉、事后适当调整市场方向和发展途径，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而政府不必为此投入过多的精力。中国企业在反倾销应诉中胜诉的案例也日益增多，这表明即使存在非市场经济条款，中国企业同样有可能在反倾销诉讼中获得胜利。（来源：中国机电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