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为一种抵达历史的想象方式和认知方式搭配

“文学作为一种抵达历史的想象方式和认知方式，具有特殊的力量。”日前，在作家阿来纪实文学《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研讨会上，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这般论述文学面对历史时的“姿态”。 传统文论都秉承“文史不分家”的理念，如今史学已经成为一个独立、严谨的学科。但文史之间并不是“老死不相往来”，而是互动频繁。文学应该如何面对历史、书写历史，是与会评论家集中探讨的一个话题。 钻进故纸堆里，寻找现实的答案 现在，一些城市进行形象宣传时，喜欢如数家珍地罗列此地出了哪些名人，有哪些历史悠久的景点。在李敬泽看来，这更多是将历史景观化，目的是开发旅游，不仅对历史不尊重，而且让人看不清历史，也看不清现实。 而面对现实，又有不少人被“微博世界观”支配，忙于此时此刻世界发生了什么，自己又知道了什么，然后当即表态，发表观点。“这是单一、平面地看待现实，一般人倒也罢了，如果作家对现实的认知也停留在这个层面上，那就是严重失职。”李敬泽说。 所以，他认可一些作家进行历史写作，钻到故纸堆里，因为对历史的关切与热情，很少是不与现实相连的，“在历史中发现和提出的问题，大多都是在现实中需要面对的问题。而且很难相信一个对过去没有探究兴趣的人，能够负地面对现在和未来”。 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主任梁鸿鹰认为，历史是通向现实的，文学就是要抵制遗忘，为我们从历史中寻找更多的现实启示提供支撑。他同时认为，随着时光的推移，历史的真实遭到不断地消磨与掩盖，真相书写的难度陡然增加。 作品中有个人的呼吸，而且是自然的呼吸 从17 0年开始到190 年，清朝政府6次发兵，征讨一个只有县级建制的弹丸之地；民国年间，此地归属权在川藏争夺中摇摆不定；直至1950年，解放军未经战斗将此地解放。这就是瞻对，即今天的四川省甘孜州新龙县。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将目光聚焦这里，试图梳理一段长长的历史。 中国报告文学常务副会长李炳银发现，这段历史富有传奇色彩。但是，阿来的兴趣和注意力并没有放在那些传奇的、谋略的、神秘的内容上，而是紧扣“文眼”来展开自己的讲述，也就是现实精神。 阿来的讲述，有大量的史料作为支撑。在陈述史料的间隙，他也时不时站出来，发表一些精简的议论。比如，乾隆年间，战事紧急，一位指挥官却擅自离任，理由是生病了。通过考证，阿来认定他请病假是闹情绪，随之感慨：“从古至今，官员无论大小，无论汉夷，很多时候，生病与休病假，都与身体状况无关。” 在《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看来，作家容易情绪化，面对一段历史发议论，往往会跑偏，脱离轨道。但阿来的这些议论与评析，都是冷静的推断，都有史实作为后盾。并且这些议论表述生动，让人感觉作品是活的，“也就是说，作品中有作者个人的呼吸在，而且这个呼吸不是大喘气，也不是故意的平心静气，而是非常自然的呼吸”。 纪实文学要不要想象与虚构 纪实文学要不要想象与虚构？这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沈阳师范大学贺绍俊认为，对于纪实文学中的虚构，应该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一票否决，“非虚构是套在纪实文学作家头上的 紧箍 ”。 但是，不少纪实文学作家不愿意戴上这个“紧箍”，并且搬出《史记》作为例证。贺绍俊说，《史记》开创了中国的历史叙述传统，从而使纪实文学的叙述空间更加开阔，“但《史记》的传统也包含着坏的因素，我们在继承时却不加辨识，这就带来了纪实文学根除不了的恶果，即对虚构的容忍和纵容”。 他认为，今天的文化环境与古代相比大为迥异，古代的历史观、世界观特别是对历史的界定，与今天的现代历史观有不小的区别。古代特别是先秦及两汉时期，真实的事实和传说、神话往往都是混在一起的，并不作严格的区分。 “《史记》中那些生动的历史细节，并不完全是司马迁凭空面壁虚构出来的，多半是口口相传的传说。司马迁广泛采撷到这些传说，并作为信史写进了《史记》，我甚至愿意把司马迁视为一位善于开展田野调查的学者。”贺绍俊说。 因此，贺绍俊认为在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作家不应该还以司马迁为借口，为自己在纪实文学写作中的投机取巧辩护。 用户觉得麻烦那么，纪实文学对虚构零容忍是否就导致作品面为什么自己原创的观点也会被管理员删除呢？为此我找秀友目可憎？贺绍俊说，《瞻对》开篇写了1744年发生在川藏大道上的一桩抢劫案。阿来没有概念化地写乾隆如何龙颜大怒，也没有写土司如何负隅顽抗，而且依凭皇帝的圣旨和官员奏折之间的往来，把这场战争讲解得头头是道。“这也说明纪实文学的文学性是多方面的，但就是与虚构无关。”贺绍俊总结道。 （实习：王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