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廷芳计划生育30年国民代价沉重

叶廷芳：计划生育30年国民代价沉重

叶廷芳

就个人欲望而言，如果中国目前的人口总量能退回到上世纪50年代的5亿水平而又不付出任何重大代价，我就谢天谢地。问题是：自然法则不允许我们一厢情愿。未来可见的人口负增长，势必酿成难以估计的代价。

生育政策 软代价

自1949年以来，中国在一贫如洗的基础上开始了大规模建设。改革开放30年多年来上年同期为2.8%。，经济建设已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不能不承认，中国人对 内在自然 即 精神生态 自在性的认识，还存在诸多盲区。在以 人 为中心的重大问题讨论中，人文科学缺席了。

近30年来，一直被奉为 国策 的生育政策，以 一对夫妇生一胎 为核心，在约占全国人口95%的大多数汉族家庭中推行。只在近年来才有所微调，但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官方津津乐道于 计划生育使中国少生4亿人 ，却从不提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

在我看来，成人社会的谈判原则和让步策略，早在孩提时代就开始训练了。这是孩子成长的天然环境，也就是 原生态 。而生育控制政策的实施，取消了这一儿童原生态的天然乐园，极可能给孩子心理造成负面影响。

固然，也有人认为独生子女可以得到父母更多的宠爱。的确，父母会把多子女的爱集中在这唯一的 宝贝疙瘩 身上。但是这种转移性的、堆积型的爱是溶解性的，固然能让孩子得到父母更多的温暖和甜蜜，但它弥补不了孩子从兄弟姐妹的玩乐中所获天然的欢乐。

而且，这种宠爱如不能把握好 度 ，极易形成溺爱，其消极性则显而易见：引发孩子天性中的惰性，消蚀孩子天性中的斗志，助长孩子的慵懒和骄纵倾向。因此，这类 核心型家庭 环境对独生孩子人格的生成很是不利。

更甚者，亲情维系的伦理关系一旦缺失，人的情感的丰富性和层次感就会变得单调，细腻性缺少，敏感度下降，因而明达事理的能力变弱。这意味着人的精神生态失去平衡，极易致使人性异常。

老龄化多重危机

如果没有人为干预，一个正常家庭，不管是三代同堂，还是四世同堂，其存活、健在成员的结构应该是宝塔形的。由于家庭中中年以下的成员占多数，家庭必然充满活力和朝气。然而中国的现状是，这个自然的家庭结构被颠倒过来，变成 四二一 的锥形，衰老的一代变成多数。

家庭结构倒挂其实是中国社会人口结构的映像。随着人口构成中老年人口比例逐步增加，社会结构也会从自然走向异常。目前，中国老龄化的构成速度与范围，早已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这一趋势已经引起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的高度关注。

老龄化的急剧形成与青壮年劳力的相应减少是同时发生，但方向相反。据经济学家估算，如果中国现行生育政策坚持不变，那末在2012年至2022年这10年间，中国青壮年劳动力将减少1亿人。这意味着到那时，中国的社会活力将明显消退。

这必将深度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国防后备力量也必将相应遭到牵制，人文生态也难免消极影响。至于中国过早过快形成的 老龄化 ，对经济和整个社会造成的多重压力，人口经济学家已有透彻分析，无须赘述。

在一个不存在性别轻视的社会里，人们生男生女是听其自然的。在自然法则下，国民中的男女出生性别比例基本上是合乎规律的，保持在105左右，学界把 自然 的出身性别比红线定在107。

而中国居民，特别是偏僻乡村中的农民，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溺婴与轻视性堕胎现象严重，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调。据2005年抽样调查统计，中国男女出生性别比乃至到达了120的异常水平，成为世界上违背生育规律持续时间最长、失调最严重的国家。

人口控制警戒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和缓，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和医学的发展，人口数量普遍增长很快，特别在经济不发达或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至上世纪60年代中期，总和生育率一般都到达5以上，约等于目前世界平均总和生育率（2.7）的1倍。

从那时起，除了中国，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已采取措施，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但没有强行规定 一对夫妇只许生一胎 。当时，新加坡的口号是： 两个就够了！ 台湾的口号是 一个不算少，两个恰恰好 。 两胎 就是国际约定俗成、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 警戒线 。

从实践看，此举行之有效，且较为科学。韩国1962年实行二胎政策，原来5.5的生育率到1995年降至1.65。第二年赶紧叫停。新加坡生育率则从1963年的5.1迅速降至1977年的1.82，上世纪80年代起转而鼓励生育。中国台湾地区、伊朗、越南等皆是如此。

上世纪5六十年代，中国对人口膨胀 反世界潮流 而动，未能及时干预，错失良机。但自1970年起，中国开始提出 一个很多，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全国城乡普遍展开 晚、稀、少 的政策，创造了中国生育水平在1970年至1980年十年间下降一大半的奇迹。

自1980年开始，中央果断决策，先是要求共产党员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继而规定，大多数汉族家庭都必须这么做，并定其为 国策 。应该说，这在当时是有必要的，但问题是政策过于严厉，跨越了各国普遍不敢逾越的控制 警戒线 。

中国以独生子女为核心的生育政策积累了诸多经验教训。30年来，已有1亿独生子女前后出身，在各级学校比重甚大。还有一部分，现已走上工作岗位。这个人群引起各方高度关注。

大量调查表明，过去一二十年里，中国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在下滑，存在较多人格缺失问题，而独生子女尤为明显。加之溺爱和教育缺失，独生子女缺少自主能力、适应能力。美国心理学家G 哈尔认为： 独生子女本身就是一种病态。

可见，独生子女的 内在自然 被人为破坏了。当内在自然，也即人的精神生态的自在性，受到干扰或侵犯，平衡就被打破了。由于缺少对生育自然法则的尊重，独生子女政策对青少年健康和构成健全人格会造成诸多困难。

权衡计划生育本钱

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了近30年，总人口 减少四个亿 ，这说明政策取得了巨大成效。但这1 成绩 ，却让整个社会付出了巨大代价，而且，这个代价除巨大的经济代价，还有不能用金钱衡量的 软代价 。

曾有一些地方，为一味寻求超低生育率的 硬指标 ，不惜逾越自然之法的警戒线，不及时疏导大众的不满或疑惑，暴力执法，引发种种不良后果快船代表团一直待在小乔丹家中。应当坦率承认，人口减少 4个亿 ，曾经在一段时间内恶化了干群关系，也人为加剧了社会冲突。

这类 软代价 包括，国民精神人格的缺失、民族精神健康的衰退、执政党和政府信誉的超支等。我们不但要问，计划生育的全部的、真实的本钱到底又多大？以如此巨大的 软代价 换取超低生育率的 硬指标 ，孰功孰过？

近几十年来，一个悖论性的人口自然规律日趋显现，即人口数量的发展与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是反向运行的。也就是说，人越富裕，教育程度越高，越不愿多生育。这与我们以往 越富裕越养得起孩子 的逻辑正好相反。

据统计，自1970年至2000年，发达国家总人口由原来占世界总人口的30%降为20％。这一颓势首先表现在经济发展较早的 老欧洲 ：全世界25个生育率最低的国家有22个在欧洲。1950年至2000年欧洲的总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由原来的21%降至12%。

致使欧洲人口衰势的原因，首先是生育意愿的普遍降低。据统计，德国有大学学历的人中，有39%的人不愿生育，学历较低一点的则为25%。另一个缘由则是不孕症的上升。而不孕症正是人类生存环境的日趋恶化所致，而且该趋势一时难以逆转。

欧洲国家的人口危机正是前车之鉴。事实上，中国近一二十年来已呈现类似趋势。很多老人为儿辈或孙辈不愿生育而犯愁，而所谓 单身贵族 丁克家庭 日见其多。对此，必须见微知著，必须有足够的估计，避免中国人口转入不可逆转的下滑通道。

前途在逐渐放开二胎

事实上，中国总和生育率多年来一直在世代更替水平以下。也就是说，中国人口虽然总量上还在增加，但从代际看，必定会 一代比一代少 。对总和生育率，官方估计是1.8，而大多数人口学家的估计则是不可能高于1.5，中国人口高峰绝不会超过15亿人。

可资左证的事实是，近年来，中国人口的实际增长指数均少于官方的计划指数。而越来越多的人口研究者认为， 中国人口总量之所以还在继续增长，主要是因为人口内在运动的惯性。一旦这种惯性能量耗尽，人口总量就会较快下滑。等到那时再来调剂生育政策，则为时晚矣。

人口发展规律不是 水龙头 ，想开就开，想关就关。那么，目前放开二胎是不是存在风险？近年来，中国人口研究界集中了全国20多位专家做了多年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有计划地放开二胎正是时候，风险并未如想象中严重。

同时，中国北方和南方数省多个 二胎试点县 ，20多年的实践也证明并不存在风险。这些市县的总和生育率都在更替水平（2.1）以下。如山西翼城与甘肃酒泉分别为1.5和1.4；湖北恩施2005年为1.47，河北承德现为1.6。新疆建设兵团实行 独生子女 政策十多年后，改为 放开二胎 ，不但未反弹，生育率反而仅为1.00左右。

更重要的是，城市化、工业化、劳动力转移造成的人口迁徙，都使育龄人口的生育愿望逐步走低。加上大量出现不愿生育者、不愿生二胎者、不孕症群体，中国即使有计划地普遍放开二胎，总和生育率也很难达到人口不增也不减的世代更替水平。

无论是从自然法则出发，还是从经济算计出发，中国的生育政策都到了重新设计、更弦易辙的时候了。

叶廷芳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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